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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至7月,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学科以“中古时代的文本世界与物质世界”为主题,以线上形式举办了四场青年学者工作坊,每场工作坊设有三场报告与评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东南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扬州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东北大学等二十余位学者参与其中,收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与好评。

本系列的四场工作坊分别于6月19日、7月3日、7月17日、7月31日举行,围绕中古时期的文本生成、墓葬形制、地理空间、地方局势、文学、礼仪等展开了细致讨论。

第一场(6月19日)

2022年6月19日晚,首场工作坊在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陆帅副教授的主持下召开。本场工作坊围绕中古时代的文本展开,涉及了汉魏六朝地理书的演变与上计系统所载地理信息的关系、南朝禅让政治中文书格式的政治文化意义、基于《通典·职官典》与杜佑“省官”思想展开的整体性史料批判等三个话题。

首先报告的是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徐成副教授,题目为《汉魏六朝的上计与中古地理书的流变》。徐成副教授提出汉魏六朝地理书包含上计簿中的地理信息、地志、地记三个系统,并依照各系统发展的时间线索展开讨论。他指出正史地理志中存在依托上计簿内容而撰写的现象,进而结合史料推断出上计系统与全国统一舆图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上计系统中的郡国地志与征戍文书等结合,形成了中央主导的全域性地志。地方编修的州郡地记则由东汉时期的风俗书演变而来。徐成最后总结道,南朝时期地志与地记逐渐融合,上计地图与地方记文融为一体,形成“图记”。

本场报告由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毕云副教授评议。他肯定了报告的时间纵深感以及围绕上计系统展开讨论的立意,同时也就报告中具体概念的提法、史料分析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第二场报告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周文俊副教授的《<江文通集>所见上表首称“臣公言”、“臣王言”辨释》。周文俊副教授针对《江文通集》收录的宋齐之际、由江淹代作的多篇萧道成上表提出,萧道成上表首称“臣公(王)言”可能是表文原貌而非编订文集时的避讳,称“公”“王”可能是萧道成上表不自称名的殊礼,是禅让政治“去臣化”的体现。周文俊随后还讨论了称臣在禅让政治中的作用、称名的“臣服、隶属”文化象征等问题。他最后补充道,表文不称名的现象亦有起草时避讳的可能,官文书运作模式可能源于魏晋之际的“旧式”,同时又与“奏事不名”这一他者不称其名的“殊礼”相配合,反映了此时期禅让政治的多重复合意涵。

评议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乐指出,臣公(王)言的首称究竟是文书原貌还是避讳所改,尚有继续讨论的空间。因六朝文书继承自汉代文书,真正体现特殊礼遇的是文书落款部分的书写格式,然而由于史料编纂的不完整,具体研究往往难以展开。

最后一位报告人是日本学术振兴会、京都大学博士后小野响,其题目为《试论<通典·职官典>——从杜佑的思想及其与<通典>叙述的关系切入》。小野响回顾了《通典》的已有研究并总结出学界缺乏对《通典》进行整体性史料批判的问题,他基于此选择了收录杜佑本人上书《省官议》的《职官典》展开研究。通过对比二者记录的尚书省六部与九寺五监的职掌,他指出《通典》内部叙述不统一,《职官典》中存在的前代与唐代官制融合现象、叙述不统一的问题均是源于杜佑省官的主张,可见其思想对《通典》叙述之影响。

本场报告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刘竣承博士评议。他首先指出《通典·职官典》在编纂时可能不是一人一时完成的,可能会存在叙述思想不统一的情况。随后他讨论了杜佑可能受到的时代思潮影响,包括复古观念、开元盛世后对贞观时代的向往等等,同时也提出杜佑的省官思想不仅包括官职、经费层面,还可以与安史之乱后的官制变革相联系,将研究扩展到官阶层面。

第二场(7月3日)

2022年7月3日晚,由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刘可维主持的第二场工作坊召开。本场工作坊聚焦于中古时代的物质文化,讨论了六朝土坑墓、南京石子冈六朝葬地的空间、北魏平城仿塔下室葬三个问题。

首场报告的是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许志强,题目为《被遗忘的人群——从六朝土坑墓谈起》。许志强指出,在田野考古中六朝时期土坑墓的发现很少。然而由于砖室墓的造价高,生活在社会动荡的六朝时期的广大底层民众不具备营造砖室墓的条件,且当时名士提倡以土坑薄葬,朝廷也会以掩埋的形式处理动乱后的旧坟遗骸,土坑墓理应大量存在。他推断土坑墓由于下葬时简陋潦草,已经难以为现代人所发现。底层民众以土坑墓下葬反映出六朝时期丧葬领域的“消费降级”。许志强进一步思考指出,要将遗物与文献紧密结合,既关注没有被历史文献记载的史事人物,也不能轻易否定今日看不到遗存的客观存在。

本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效儒评议。他就报告内容提出四点思考。第一,对六朝土坑墓稀见问题的思考与田野实践是双向促进的关系;第二,可从砖窑手工业考古的角度深入,详细考察六朝窑作与墓葬等级之间的关系;第三,或可关注六朝底层民众的丧葬思想;第四,六朝土坑墓的考古资料亟待系统化、脉络化整理。

第二位报告人是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陈大海,题目是《怨恨分明石子冈——六朝建康城的一处葬地》。陈大海在报告中对六朝建康城最大规模葬地之一石子冈的范围、构成单元、性质等问题做了讨论。他先指出石子冈是由西冈、梅冈(东冈)、中冈三个地理单元构成,随后集中讨论了石子冈地区发掘的大量六朝墓葬。这些墓葬在分布上自北向南逐渐扩大;墓主人身份构成复杂,整体上高等贵族葬于梅冈、低等贵族和寒门葬于西冈、受刑者及抛尸乱葬者葬于中冈。最后,陈大海总结了石子冈六朝墓葬群的公墓特性及相关文化内涵,并对该地区考古资料的系统化整理提出展望。

本场报告的评议人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师张科。他提出作为一个大面积墓葬区,有必要对石子岗进行分区研究,亦可以石子冈作为切入点,对南京的多处六朝大型墓葬区进行细化分区。此外,他还就报告中涉及的道教符文砖资料与中古时期道教传播问题进行了阐释。

最后一场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今的《“神龛”考:兼议北魏平城的仿塔下室葬》。张今以大同出土北魏刻划砖铭为研究对象,将有争议的砖铭释读为“神龛”,并依据考古和文献材料证明“神龛”指代墓室空间的合理性。所涉墓葬的形制、纹饰、空间布局等方面均有仿照佛塔而建的痕迹,他由此指出,北魏墓葬以墓门模拟佛塔、以桃型龛模拟佛龛,同时依照佛教经义不设葬具,极有可能是模仿佛教“塔下营窟”埋葬理念而建造的墓葬;北魏墓葬中的佛教因素不仅体现在葬具、壁画等物质层面,还存在于空间布局和丧葬观念中。这同时也反映出北魏迁洛后平城实力的消散与云冈因素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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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报告由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韩茗评议。韩茗指出了墓砖出土位置、砖铭刻写时间、同类砖铭内容比较等问题对砖铭释读的影响,同时也就佛教因素与世俗因素在墓葬形制上的互相影响等问题与张今进行了讨论。

第三场(7月17日)

2022年7月17日晚,第三场工作坊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兵讲师的主持下召开。本场工作坊关注中古时期的地理空间和地方局势,讨论了庐江、九江二郡在汉末逐步脱离中央控制的演变、南朝“东从兵”与“西兵”所见的地方兵力部署二元结构、“太行八陉”概念的形成及其时代特征等话题。

首先报告的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刘萃峰,题目为《从内郡到边境:论汉末地方政治的演变——以庐江、九江二郡为例》。刘萃峰讲师以汉末江淮地区的庐江、九江二郡为例,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讨论了东汉王朝对地方郡国控制的崩溃,指出太守陆康的败死标志着庐江郡彻底脱离了中央的控制。九江郡脱离东汉王朝控制虽然没有庐江那样明确的时间节点,但其逐步失控、成为军事化管辖的边境地带的发展轨迹是明确的。刘萃峰最后总结,原为汉帝国内郡的庐江、九江二郡演变为曹、孙两方的边境地带,体现出汉末动乱中地方势力崛起、东汉王朝对地方失去控制的地方政治演变规律。

本场报告的评议人是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张仲胤。他就报告内容提出了三点思考。第一,可以广泛关注汉末各地方脱离汉帝国控制的道路;第二,庐江、九江郡的大姓豪族在边境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可深入研究;第三,汉末“中央”的定义应进一步细化。

第二场报告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猛的《“东兵”与”西兵”——南朝部曲札记》。李猛详细考证了跟随府主出镇建康以西州郡的部曲——即“东兵”(又称“东从兵”)的情况,并通过对比“东兵”与州郡本地兵员“西兵”指出,南朝建康以西府州的兵力部署呈现东、西兵共存的二元结构,东、西兵在战斗力、政变中的立场、驻地、编制等级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二者相互制约维持着地方的稳定,同时二者在动乱中的立场也决定着地方对中央的向背。李猛还分析了出镇部曲返回建康的多种情况,指出在都东兵常被各方势力拉拢、关注,对南朝中央政局产生影响。

本场报告由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陆帅副教授评议。陆帅指出,部曲带有经济、军事二重性质,“东兵”与部曲的概念能否等同有待深入研究;“东兵”在地方州郡的驻地反映出南北朝时期城市的军事化特征、涉及城民与土民的冲突,值得进一步关注;“东兵”还都体现着南朝建康城浓厚的军事色彩,在都东兵中的部分人可能广泛从事于建康周围庄园田产的生产中。

最后一位报告的是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段彬,题目是《何以八陉——“太行八陉”概念的形成与反思》。通过考证,他指出“太行八陉”概念是《述征记》作者郭缘生的原创。郭缘生在跟随刘裕北伐至滑台前线时,在太行山区做调查以助军事,并将八处地形总结为可供行军的要地即“太行八陉”。最后段彬还提出,“太行八陉”的概念经过了历代的层累,在研究时需要回归到其诞生时的原始文本和历史情境中,以准确理解其时代性、战略性。

本场报告由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葛少旗评议。葛少旗补充指出,黄河流域是南渡士人的故土,郭缘生在北伐途中通过采访旧闻、猎奇怀古的形式记录太行的地理风貌。葛少旗还进一步提出了“太行八陉”概念的形成与政权对峙情况、统治范围等问题的关系这一课题。

第四场(7月31日)

2022年7月31日晚,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溯主持的第四场工作坊召开。本场工作坊聚焦于中古时期的历史、政治、文化、制度之间的联系,讨论了北魏孝文帝托孤反映的北魏政局、唐代舞蹈及高呼万岁礼仪的应用与含义、汉末三国曹氏三代文学的渊源等问题。

第一场报告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廖基添,题目为《北魏孝文帝托孤语发微——以其与冯氏势力的纠葛为中心》。廖基添指出孝文帝托孤之举是为防范冯氏势力及贯彻汉化改革路线。他提出以“冯太后赐金券、赐婚对象”判断冯氏势力的标准,随后聚焦于太和十九年冯熙之死导致的孝文帝与冯氏势力间的冲突,指出北魏在迁洛后曾短暂实行过“冬南夏北”的两都制,而孝文帝意图终结两都制的举措引发了冯氏势力的不满,最终导致了太和末年的政治动荡。孝文帝临终的一系列举措都含有处理冯氏势力、维护汉化路线的意图。

本场报告的评议人是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滑裕。滑裕首先就报告所涉及史料存在记载出入的问题提出了看法,随后则基于报告内容更深入地讨论了太和年间孝文帝废后立后举措背后的原因,指明了冯废后、冯幽后相斗以控制继承人的政治背景,并提出或可进一步思考孝文帝与冯氏在情感和政治中的纠葛。

第二场报告是日本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专门研究员三田辰彦的《唐代“舞蹈万岁”再考——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三田辰彦结合《大唐开元礼》的记载提出,元会礼中的高呼万岁具有结束仪式的作用由来已久,舞蹈是后期加入到礼仪中的,舞蹈和高呼万岁并非固定搭配,不应将二者简单合并;以舞蹈和高呼万岁为代表的舞蹈礼在唐代不仅用于表达臣服的态度,同时也具有赞颂、庆祝的性质;《大唐开元礼》对舞蹈和高呼万岁仪节的明文记载标志着二者在应用范围上的扩大,高呼万岁在元会礼的应用可分为朝贺型和会仪型两种。

本场报告由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刘可维副教授评议。他结合中国礼制研究指出,礼仪制度是构建政权、维持政治伦理秩序的关键环节,舞蹈礼作为一种与皇帝密切相关的礼仪,固然有表达庆贺的含义,但核心内涵仍是表达臣从。

最后一位报告的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晓红,题目为《从曹腾到班昭:“三祖陈王”文学溯源》。李晓红从回顾古今汉魏文学史研究入手,指出,鸿都门学开启建安文化的观点缺乏直接证据,曹操是否因出身宦官阶级而与士大夫对立继而产生不同的文学取向也有待结合具体政治实践进一步讨论。曹操、曹丕、曹叡及曹植所谓“三祖陈王”的文学可能直接源自曹操的祖父曹腾,而曹腾则曾受教于班昭,可见“三祖陈王”是传承了班昭乃至东汉时期的文化遗产,继承了班氏对史传、著述的重视及长于五言诗、赋的文学特点,这与曹腾对班昭的文化认同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本场报告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赫兆丰评议。赫兆丰研究员就如下三个话题与李晓红老师进行了深入地讨论。一,《宋书》、《文选》记载差异是否由于成书后还进行过修改;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对前代诗体的梳理能否体现文学传承的内涵;三,曹腾、班昭产生交集的时间节点的细化。此外,赫兆丰还从本场报告的选题出发,讨论了文学溯源中多与一、泛览与精研、偶然与刻意的三种关系,指出文学溯源与继承的本质是知识的传承、吸收和创新。

在工作坊开展的四个夜晚里,报告人、评议人及各位与会学者之间展开的充分交流为推动学术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助力。至此,“中古时代的文本世界与物质世界”系列青年学者工作坊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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